日前，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辞海》（第七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并在上海设立线上分会场，华东师大哲学系童世骏教授、陈卫平教授作为副主编和分科主编在北京出席了座谈会。
华东师大哲学系童世骏教授、陈卫平教授出席《辞海》（第七版）出版座谈会
“对不对，查《辞海》”是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作为我国唯一一部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等主要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海》被誉为当代知识宝库和知识“海洋”，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阅读记忆的“国民工具书”。
《辞海》（第七版）编纂工作自2015年4月启动，经过近2000位编纂出版人员五年多的不懈努力，于2020年8月出版。第七版全8卷，共收录单字字头1.8万余个，条目总计近13万条，字数总计2350万字，图片18000余幅；75%以上的条目都有程度不同的修订或更新。同时建设开发了《辞海》网络版。
从1915年著名教育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动议编纂，《辞海》已走过105年的历史。从1936年初版在上海问世算起，《辞海》也已历经84载岁月。自1979年第三版起，《辞海》“十年一修订”，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档案馆、大事记和里程碑”。
而在《辞海》的历次修订中，有着华东师大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的身影。作为一所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高等学府，华东师大先后有数十位各学科的顶尖学者担任《辞海》不同版本的副主编或编委兼分科主编，其中包括孟宪承、刘佛年、王元化、胡焕庸、冯契、陈旭麓、袁运开、钱谷融、徐中玉、王家范等……可以说，在《辞海》这座知识的海洋之中一直流淌着来自丽娃河的涓涓细流。
陈卫平教授根据第七版《辞海》抄录的华东师大担任过《辞海》副主编
或分科主编的专家学者名单（可能有遗漏）
陈卫平对此记忆犹新。在《辞海》（第七版）中，他担任中国哲学部分的分科主编。早在1985年，他就跟随老师冯契教授开始参加《辞海》（第四版）的修订，从第四版到第七版接力传承，陈卫平一做就是三十五年。
如今，冯契先生的另一位学生童世骏也担任《辞海》（第七版）的副主编。可以说是《辞海》编纂在华东师大两代师生之间薪火相传的典范。
有趣的是，在成为《辞海》的编纂者之前，陈卫平和童世骏在1980年代都曾收到师友赠予沉甸甸的《辞海》作为结婚礼物。陈卫平回忆道，第三版《辞海》1979年面世，洛阳纸贵，凭结婚证明可以获得购买《辞海》的书票，但书店里常常断货。“我结婚的时候，有位老师设法搞到了书票，买了《辞海》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这套《辞海》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房里，我还在用。”
陈卫平结婚时，师长赠送《辞海》作为结婚礼物
《辞海》在人们心目中的珍贵由此可见一斑。《辞海》诞生于上海，与上海的文化史和出版史密不可分。童世骏认为，国家对类似于《辞海》这样的文化学术工程极为重视。《辞海》编纂的主要队伍在上海，机构也驻扎在上海。但《辞海》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意义，得到中央领导的特别关心，这也表明了上海在中国的文化版图和学术版图中的地位。《辞海》的历次修订出版也体现了学术当中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辞海》既是一项集体工程，也是时代的标志。”
参与《辞海》编纂也成为时代对一个学者无形的肯定和褒奖。“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一个人能够给《辞海》撰写条目，这是对一个学者的知识和学术能力的很大肯定。”陈卫平回忆1985年参加《辞海》修订，承担部分条目的编写。每个条目虽然只有几百个字，但要把它写准确，也是不容易的。尤其当时一些条目要重新写，还增补了一些新条目，需要翻阅很多材料。陈卫平记得，当时经常要到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有些资料当时还不是公开开放的，需要先到学校开介绍信，才能去查阅。“通过编写辞海的条目，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都有很大帮助。”
在如今这个互联网崛起知识更新频繁甚至知识付费的新媒体时代，《辞海》相对于网络搜索工具，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是编纂者反复强调的。童世骏认为，《辞海》的独特性就是既尽可能及时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又比较稳定地体现了知识的确定性。在他看来，这个时代信息特别多，但信息还不等于知识。《辞海》提供的不仅是文化与知识的延续，而且是作为规范和权威的知识，所凝聚和保存的是得到公认的成熟而确切的知识。在充满不确定性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辞海》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权威可靠的知识体系。
童世骏教授参加辞海主编会议
童世骏举例说：“比如备课，要讲到一个人物或一个事件，如果要提供一个最简要又比较可靠的说明，最好的办法就是查《辞海》。” 陈卫平也认为，如果搜索某一个问题，为了得到准确的答案，最好还是查《辞海》。“因为网络搜索的准确性肯定不如辞海，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而从《辞海》的编纂修订史来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时代的特质与面相。童世骏指出，《辞海》既为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知识参照的宝库，又为每一个后来时代的人们考察当时出版这个版本的时代的状况和特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他感慨道：“《辞海》把什么词条收进去，什么词条不收进去，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它就是有篇幅限度的。没有篇幅限度，反而失去了一种某一个时代的人对于知识的判断和选择。正是因为它的局限性，为我们研究每一版本《辞海》出版时候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
因此，童世骏和陈卫平都对《辞海》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认为《辞海》的出版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他们也都认为纸质版《辞海》有它存在的规律和发挥价值的空间，没有必要完全变成跟其他网络工具书一样。
文｜田波澜 来源｜新闻办 编辑｜梁儒铭 编审｜郭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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